為什么說今年中國經濟增速超5%沒有問題？
隨著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決定性勝利，中國各地掀起“拼經濟”熱潮。不少國際組織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顯著反彈。但也有人認為，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余波仍在，要徹底恢復并非一日之功。
如何看待今年中國經濟形勢？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這三重壓力，今年能否減輕？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能為今天提供哪些借鑒？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2023年中國經濟熱點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此前預測2023年中國經濟增速超5%沒有問題，今年支撐中國經濟的有利條件有哪些？
余永定：2023年中國經濟形勢還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但如果疫情能夠基本得到控制，且不出現“黑天鵝”事件，今年中國經濟增長有望出現較強反彈，主要理由有二。
第一，中國實行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仍有較大空間。貨幣政策方面，中國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約7.8%，而美國的準備金率自2020年3月就已降到0%。中國其他各種政策利息率，如r007(七天回購利率)為2%左右、mlf(中期借貸便利)利率為2.75%，也仍有下調空間。
財政政策方面，今年中國財政赤字和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完全可以、也需要有較大提高。中國沒有必要過度強調所謂“赤字率不能超過3%”的標準。
第二，去年基數較低。考慮到2019年-2022年中國年平均經濟增速為4.8%，2020年和2021年兩年平均為5.51%，做一個保守的假設，即2022年和2023年兩年平均增速為4.5%。由于2022年的低基數，2023年gdp增速應該能到6%。
我特別想強調一下：對于政府債務，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我們確實應高度重視。但也要看到，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政府債務對gdp的比重依然是較低的。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21年10月，中國政府債務(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對gdp比為71.5%。與中國相比，日本國債對gdp比為262%、意大利151%、美國137%、西班牙118%、新加坡118%、加拿大113%、法國113%、歐元區95.6%、德國69.3%。考慮到中國的高儲蓄率和良好國際收支狀況，即便按照寬口徑定義來衡量中國的政府債務，中國的財政狀況依然好于大多數發達國家。
為取得較高經濟增速，中國必須擴大財政支出支持基礎設施投資(包括完成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領域公共產品的提供)、技術改造投資等。解決地方債務問題，也需要中央施以援手。日本1996年“財政重建計劃”的失敗，中國應引以為戒。擴張性財政政策意味著財政赤字擴大，2023年，如果政府希望實現較高經濟增速，可能需要增加國債發行。作為一個高儲蓄國家，輔之以低利息率政策，中國增發國債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改善財政狀況的關鍵因素，歸根結底還是經濟增長。多年來，中外經驗都說明，不要太擔心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只要擴張性財政政策能推動經濟增長，同時利息率能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上，假以時日，財政狀況不但不會惡化，反而會好轉。
中新社記者：有觀點認為疫情對中國經濟運行方方面面造成了深層次的影響，修復是一個長期過程。您對此怎么看？這種影響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
余永定：疫情確實使中國供應鏈遭到破壞，居民消費偏好降低，供給和需求受到雙重沖擊。更大的問題在于，疫情之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導致供應鏈遲遲得不到修復。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因此可能明顯下降。
在供給和需求都受到沖擊的情況下，經濟增速下跌并不意外。政府大幅優化防疫措施后，如果一方面執行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政策手段修復供應鏈，中國就可克服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沖擊，使經濟恢復至疫情前的增長態勢。應該看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在幫助中小企業恢復正常經營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中新社記者：要使中國經濟完全走出疫情影響，您認為當前最需要注意什么？
余永定：短期來看，采取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是必要的。但從根本上說，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只是為深化改革創造條件、爭取時間。要徹底擺脫疫情影響，中國需要在執行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同時，加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加強對非公有制企業的產權保護，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積極性，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和廣大民眾的積極性。
如果拖延必要的改革和調整，坐失良機，等到通脹嚴重惡化，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就會失去運用空間，經濟就有可能面臨“滯脹”困境。
只要堅持改革開放方針，堅持執行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就能得到充分激發，2023年中國經濟就有望迎來強勁反彈。
中新社記者：您怎么預判今年中國的通脹壓力？在您看來，今年通脹率應控制在什么水平比較合理？
余永定：中國近10年來都處在低通脹狀態，但2023年通脹率大概率將上升。理由包括：第一，中國供應鏈完全修復的時間可能比人們希望的更長。第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及某些形式的財政赤字貨幣化會對經濟形成一定通脹壓力。第三，逆全球化、中美貿易沖突、全球供應鏈斷裂、烏克蘭危機導致的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等都會對中國形成輸入性通脹壓力。第四，不能排除人民幣再次貶值的可能性。總的來說，應當對今年通脹壓力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但也應該看到，為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在一定時間內，中國可能需要忍受較高的通脹率。如何實現增長和通脹的最佳平衡，可能會成為今年中國決策者面臨的重要挑戰。
中新社記者：中央最近一直強調今年經濟工作要從改善預期、提振信心入手，您認為改善預期的關鍵點在哪？
余永定：近年來中國面臨的所謂“預期轉弱”，應該是指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包括收入增長、就業前景的預期轉弱。預期轉弱同需求和供給沖擊有互為因果的關系，但不是一個層面的概念。
預期轉弱可分疫情前后兩個階段看。疫情暴發前，中國gdp增速自2010年起逐季下跌，由2010第一季度的12.2%下跌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6%。有一種觀點是，若中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低于6%，后續gdp增速還會進一步下跌。2019年曾出現經濟增速是否應該“保六”的爭論，這是預期轉弱的具體表現。疫情暴發以及疫情對供應鏈的破壞和對需求的抑制，則使已轉弱的預期進一步轉弱。而轉弱的預期反過來又妨礙了供給和需求，特別是需求的恢復。
我認為，讓預期轉強的根本出路是扭轉經濟增速持續下降的趨勢，并最終使經濟恢復到6%左右的增速。如果經濟持續減速，悲觀預期將進一步自我強化，對供給和需求造成更大沖擊。
當然，還存在另一類預期問題，這類預期同產權保護、法治建設等問題有關。這類預期雖然不屬于宏觀經濟政策范圍，但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